千石吏，其所监之事也只限於监这些人的不法之事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之权越来越重，到了前汉末年，其权已下及州部内各郡国的县令长，县令长是黑绶，再下的县丞尉是黄绶，到了东汉，顺帝永建元年下过一道诏书：“幽、并、凉刺史，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，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，上名”，刺史其权已及黄绶。县丞尉是最低级的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吏，至此，刺史监察之权已经扩及到了州部内所有的“朝廷命官”。

本来，依照武帝的六条之规，刺史只有监察之权，只能监察二千石长吏措施是否得当，不能干预地方行政，但是，既有监察之权，为了能更好地监察地方长吏，一些刚强的刺史就开始插手地方政务，私自听取吏民的诉讼，积久成习，刺史干预行政也就变成了既定的事实。到得本朝，皇帝不但承认刺史有这样的权力，而且往往下诏书要求刺史亲预庶政，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行政举措，如“罢盐铁之禁”、修治河渠、赈济灾民等，通常在下达任务时“刺史、二千石”并列。有时候，刺史不仅是干越，乃至取而代之了，如也是在今年被拜为交州刺史的贾琮，到任后，因地方赋敛过重，兼是在兵凶之后，他就自作主张地“简选良吏，试守诸县”，这简直是把郡县长吏完全放到一边，直接处理郡县政务了。

相比前汉武帝时的刺史，本朝的刺史不仅监察范围扩大，可以插手郡县政务，而且弹劾专奏之权也加重了。本来刺史所奏之奏章，需要经过朝廷公府的覆案，“旧制，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，事皆先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吏案验，然后黜退”，如果刺史不法，则由公府弹劾，但到了本朝初年，覆案之权不再委任三府，“（光武）帝时用明察，不复委任三府，而权归刺举之吏”，於是尚书专擅於内，地方选举劾奏之权则转归刺史。并又在本朝，刺史又有了选举之权，“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末诏书：……，司隶、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”，每年可举一人为茂材。

秦朝时，监御史有领兵之权，入汉之后，刺史没了领兵之权，然至本朝中叶，为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，刺史又被赋予了领兵的权力。安、桓等帝时不说，只说当今天子在位的这些年，五年前，光和二年，巴郡板楯蛮叛，即曾遣御史中丞崔瑷督益州刺史讨之。

如上所述，本朝之刺史，首先，督查对象遍及州部内一切的朝廷命官，强宗豪右，诸侯王，其次，可插手地方行政，再次，有选举、劾奏之权，再再次，非常之时，有领兵之权，实际上已由监察官演变成了地方上的高级行政长官。可谓：州任之重，由来已久。

因此之故，刺史虽只有六百石，位下大夫，但二千石的文太守却没有自恃身份，傲慢相待。说起来，刺史六百石却能监郡国守相二千石，这却是天子权术，“夫秩卑而命之尊，官小而权之重，此小大相制，内外相维之意也”，是“以轻驭重”。刺史和守相，一个位卑，然有监察之权，一个虽受监察，然而位尊，彼此间小大制约，权力平衡，这样做可以避免地方上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，可以加强中央集权。

……

小吏络绎有报：王允行至某乡，王允行至某亭。两刻钟后，王允的车驾进入阳翟城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车轮行驶的车轮音和骏马前行的马蹄声传入了府门前诸人的耳中。

周澈於人群中举首望之，顺着街道前望，很快，看到了一队车骑行来。

为了迎接王允，太守令人把街上清理了一遍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洒了水，不许百姓行走，在街道两边派了郡卒、吏员侍立。这队车骑便在两列郡卒、吏员的夹道侍立下，於空无一人的街上，驰行到了太守府门前。

这队车骑前有引导，后有卒卫，仪仗俱全，前导、仪仗之后是一辆三马所拉之车，此即王允所乘之传车了。

汉之传车制度，最尊的是六匹马或七匹马所拉之车，这种传车是“殊礼”，只有代天子出征的将军可以乘坐，或者外地的王被迎为天子时可乘，次为四马，大夫所乘，再次为三马，下大夫所乘。刺史六百石，位下大夫，所以乘三马之车。

依照制度，刺史所乘的传车四周垂赤帷裳，但眼前这辆传车前边的红色垂帷却被去掉了，从外边就可看到车内之人。

因为前有太守、钟繇等吏阻隔，周澈暂不能看到车内之人的相貌，只隐见一人黑衣高冠，按剑立於车上。

他心道：“王允将车前的帷幕去掉，这是在学郭贺的旧事。”郭贺字乔卿，光武帝建武年间人，“拜荆州刺史，……，敕行部去襜帷，使百姓见其容服，以章有德”。刺史职在远视广听，纠察美恶，所以去掉前边的垂帷裳，以示亲民。

太守下阶迎之，诸吏相从。周澈随在队中，偷觑王允长相。

王允待车停稳后，不等车边的从吏来扶，按住车上扶手，三两步从车上走了下来，动作矫健利落，下了车，两手往后一拂，大袖飘飘，昂首快步，走向迎来的太守等人。

周澈看清了他面貌，只见他年约五旬，颔下三缕长须，脸很瘦，右颊上有个黑痣，腰杆笔直，按剑快行，一看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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