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走咱就走，关卓凡前，翁同龢后，打轿往倭府而来。

到了西江米巷倭府，关卓凡下了馆一役。被恭王“请君入瓮”一般——他还不晓得。恭王的“请您来做”，其始作俑者，就是面前这位关贝子。

憋了半响。老脸都快憋红了，方才讷讷地说了几句，言不由衷，自个也不晓得自个说了些啥。

关卓凡倒也不在乎他说了些啥，一律口称“受教”，然后向门外喊了一声“来呀”。

贝子府的听差掀帘而进，手里捧着一个包裹。

解开包裹，里面是一只木匣；打开匣盖，关卓凡小小翼翼地，从里面取出一本纸页泛黄的书籍来。

倭仁老眼虽花，却也心中一跳：像是宋版书！

关卓凡将书放在倭仁面前，封面上大大的三个字：近思录。

倭仁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。

关卓凡微笑道：“前几日，得了一本宋版的《近思录》。我想，艮老儒林领袖，理学宗师，这本书，只有在艮老这里，才算得其所哉。”

如果关卓凡拿出的是银票，莫说你个贝子，就是亲王，倭仁也会当场峻拒。

可是，这是《近思录》，是宋版的《近思录》。

《近思录》为朱熹和吕祖谦合著，辑录所谓“北宋五子”——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——的学问精义，其编排依朱、吕的理学思想体系，算是尽括了源于周敦颐的程朱一脉的理学学术主体。

程朱为倭仁所宗，宋版《近思录》，开卷即闻先贤呼吸，老先生怎么能够不激动？

倭仁张了张嘴，到底没有说出“不要”的话来。

关卓凡又随便聊了几句，便说“天色已晚，不便再扰”，于是和翁同龢起身告辞。

倭仁送出大门，看着二人上轿而去。

良久，长叹一声。

言路上对小皇帝功课“改良”的“反应”，如期生了。

只是，雷声小，雨点更小。

上折子的不止一个，但大多吞吞吐吐，遮遮掩掩；明确表示反对的，只有一个叫孙东谋的，詹事府的右庶子，正五品。

略出关卓凡的意料，此君先反对的不是“洋务”，而是“兵事”。

孙东谋引经据典，先说，“《六韬》有云，‘圣人号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’”；又说，“《老子》三一章，‘夫佳兵者，不详之器，物之恶也’”；接着再说，“本朝王念孙考，‘佳’字实为古‘唯’字，则‘唯兵不详’，古圣明训。”

然后来了一段很搞的，“亚圣曰，‘君子远庖厨’，不忍见禽兽之将死也，况乎人为万物灵长，涂炭僵仆，肢体分裂，能不衷怀恻然？”

反正就是说，“兵事”这个东西如此邪恶，皇帝怎么可以碰呢？

终于讲到了“洋务”。

孙东谋并没有直接反对“洋务”。形势展至今，守旧派已经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现实：笼统地反对“洋务”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这种折子注定“淹”了；他们的对策，是摆出“就事论事”的姿态，反对、攻击具体的政策。

孙东谋说，“洋务”这个东西，琐碎繁细，自有相关的臣子办理，“何劳厪虑”？圣天子应该垂拱而治，这样自然君臣相安，天下天平。

关卓凡叹息：我真是高估了你们的战斗力。

一般情况下，这种折子，应该“交议”。一旦了下来，其他的旧派人物就可以这个折子为根据，生意见，形成声势。

孙东谋算是一个“开路先锋”。

但关卓凡才不会按照这个剧本演呢。

折子前一天递进去，第二天上午，钟郡王奕诒来到了詹事府，“有旨意问孙东谋”。

钟王前不久刚补上御前大臣，恭王和两宫大吵的那一次，钟王刚好当班，还小露了一脸。当然，只是作为慈禧的“人肉布景板”，随班进退而已。

钟王是近支宗室中有正式职司的最年轻的一个，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办“传旨”的差使，兴头极高，旨意的内容，昨儿晚上已经背得滚瓜烂熟。

詹事府大堂已经摆好了香案。钟王进来，只见他穿着一身簇新的团龙褂，宝石顶子，白玉翎管里插着一根长长的双眼花翎，微微晃动。冬天的阳光斜入，照在小伙子的身上，愈显得精神奕奕。

詹事、少詹事、庶子、洗马、中允、赞善、主簿，一众职司人等，心里都在嘀咕：传什么旨呢？居然还派了一位郡王来？

钟王在上居中站定，朗声说道：“有旨意问孙东谋话，孙东谋跪听！”

已经在边上“敬候”的孙东谋，立即上前，在下跪好。

钟王说道：“有旨问你，‘圣人号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’，‘夫佳兵者，不详之器，物之恶也’，还有，‘唯兵不详’，‘君子远庖厨’——这几句话，问孙东谋，洪杨乱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洪秀全、杨秀清说过？”

孙东谋“脑子”嗡地一声，背上的汗冒了出来：这是什么意思？

旨意的问话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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