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必也正名乎！

关卓凡改“官办”为“国有”，不为好玩，无关趣味，实实在在是有“正名”的必要。

这个时代，近现代“国家”的概念，还非常淡薄，更加没有“公务员”的概念。“官办”之“官”，既是“官府”，也是“官员”，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。非但如此，单拿“官府”二字来说，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、哪一处的“官府”？

这种暧昧含混，在相当程度上，导致了“官办”企业“内部人控制”、公私不分、最终化公为私；同时，也是“官督商办”企业官商勾结、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还有，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，这个套路，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。“官办”的企业，总是要把“官派”摆了出来，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，只记得某品某级、庭参揖让，这个企业，还怎么办得好？

“国有企业”四字，开宗明义：

先，确定了所有权。国家既出了银子，企业即为国家所有，今后一切贪渎情事，即可以“侵占国有资产”入罪。

其次，这是“企业”，不是部院司道府县，主其事者，做起事情来，要走做生意的套路，不能走做官的套路。

再次，“国有企业”四字，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“国家”观念，也会有一定的助益。

当然，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。同样一间企业。仅仅换个名字。就能脱胎换骨了。他很清楚，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，事情不会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。

原时空，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“新式企业”，其经营管理，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，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。

第一，效率畸低。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，也往往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一遇风吹雨打，不免烟消云散，最终的结果，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。

第二，财务混乱，任意开销，“三公消费”尤其畸高。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。

第三，冗员充斥。冗员的来源。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，还有许多中央、地方大佬的人情，一封“，张香涛和左季高……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，言犹在耳啊！这个，张之洞之于左宗棠、沈葆桢，区别又在哪里呢？

区别有二：

其一，此时的张之洞，年纪还轻，资历还浅，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；而左宗棠、沈葆桢两个，勋重望著，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，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，不爽了就撂蹄子，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？

其二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，主要是去负“政治责任”的，暂时不及实务。福州船政的实务，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：海曼奇，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，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“总办”；毕夏普，原“哈兰德和沃尔夫”造船厂副总工程师，出任福州船政局“总办”相当于总经理。

事实上，此时的张之洞，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，是拿来招抚“清议”用的，而“清议”里边，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，“清议”里边，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、能力最强的一个。

就是说，其实，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。

主官官员即便清廉，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，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，操守可议，那么，问题就更大了，就会生“内部人控制”，公私不分，最终化公为私。

李鸿章就是其中典型了。

李氏“化公为私”的经典之作，是轮船招商局由最初的“官办”变为最后的“官督商办”。

这个案子，李鸿章幕后主使，盛宣怀前台操盘，十足十一部精彩的商战大片，但来龙去脉极其复杂，若详细讲明白了，狮子难免“水”之讥，只好大略言之了：

光绪二年，即1876年，盛宣怀动议，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旗昌公司。旗昌股票面票价格每股一百两银子，但当时其实际价格已跌至每股五十六两。盛宣怀暗地用官款以实际价格收购旗昌股票，报给朝廷的，却是票面价格。于是，每一股四十四两银子的差额，就落入了李鸿章、盛宣怀的腰包。

通过这种手段，李、盛共侵吞了“官本”七十余万两白花花的银子。

这还不算厉害。

真正厉害的是在七年后。

光绪九年，即1883年，中法战争爆。李鸿章上奏，以两国开衅、法国人必攻击轮船招商局之船只，请将轮船招商局暂时过户到某中立国名下，俟战后再转回中国哎，给人家一点子手续费就可以啦。

朝廷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方案。

万没想到，这个“户头”，一“过”了出去，就再也没有“转”回来没有转回到朝廷手里。

法战结束后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，轮船招商局虽然变回了“华籍”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“官本”被迫全部退出轮船招商局，轮船招商局的股本，变成了百分百的“商本”，成了所谓“官督商办”。

晚清最赚钱的“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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